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丰功伟绩，真情赞扬建湖人民在党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尽情抒发对党、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激励全县广大干群为推动建湖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县委宣传部、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融媒体中心和建湖农商银行联合举办“建湖农商银行杯”建湖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征文比赛。

活动期间，共收到投稿200多篇，现选取部分优秀参赛作品予以刊发。希冀通过对优秀作品的学习，充分调动广大干群的积极性，赋能产业高端化、城乡一体化、生态品牌化、治理现代化“四化战略”，打造先进制造、创新创业、融合发展、生态文旅、民生幸福“五大高地”，努力开创建湖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建湖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水乡建湖走出来的共产党人

彭淑玲

1926年春，唐仲衡、吴广文等人在上海读大学的盐都人仇一民影响下，回乡成立了盐阜地区第一个党小组——草堰口党小组，他们是建湖最早的共产党员。早期的党员是没有活动经费的，都是自己掏钱搞活动。因为草堰口党小组的影响，草堰口走出了俗称“唐氏五兄弟”的唐君鄂、唐君照、唐小石、唐秉琳、唐秉煜等党史研究者，红色教育家赵敬之，原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江苏大禹”之称的陈克天等。

建湖早期的共产党员，有不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唐仲衡，上海法政大学；吴广文，黄埔八期；唐君鄂，上海法政大学；唐君照，复旦大学；唐小石，中央大学；唐秉琳，黄埔十期； 唐秉煜，黄埔十六期；赵敬之，上海劳动大学等等。他们就像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的青年人，为了心中的理想与信仰参加共产党，要推翻自己生活的阶层，为更多的劳苦大众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新世界。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湖就有为信仰牺牲的共产党员。2009年4月3日《武汉晚报》的一篇文章《生死大时代》这样写到：今天我们要怀念的，是几位不那么“著名”的烈士，他们的名字没有收入课本，但历史上会有他们的剪影……他们是：林可彝、周达山、吴宗鲁……。其中的吴宗鲁是草堰口吴家桥人，1928年1月14日，被武汉当局判为共党要犯，就义于汉口济生路阅马场，年仅24岁。当局同意只要他登报申明脱离共产党，可免一死，他觉得信念比生命更重要。芦沟大崔庄人崔鉴，1930年的共产党员，出身地主家庭，发动佃户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斗争，请求父亲宽待佃户，1934年牺牲，年仅23岁，他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平生有抱负，马列为我纲……风云任变幻，难更我主张。

《黄克诚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盐城虽然出了些有名的共产党员，如胡乔木、乔冠华、王翰，但他们都在外地，本地没有什么影响。黄克诚提到的乔冠华、王翰皆是建湖人。乔冠华是1939年的共产党员，他的外交风采已经成为建湖的一张城市名片，建湖人人知晓他。王翰是钟庄陈村人，原名陈延庆，复旦大学毕业，1932年的共产党员，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盐城青年中很有影响力。他1954年任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在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被打成右派，是全国著名大右派之一，下放到三门峡铁工厂当了16年工人，仍然坚持讲真话。他用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毅力实践着对党的忠诚，赢得了历史的敬重。1998年，《王翰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泽民题词“革命信念，始终如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唐君照奉中共江苏省委群运委员会书记王翰的指示，从上海回到上冈，召集唐小石、陈宗泽、陈宗良等青年，组建盐城十四区上冈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唐小石任团长。青年服务团的主要工作是用文艺演出、街头演讲、贴小字报等形式宣传抗日，为抗战募捐。他们在上冈、盐城公演盛行的《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等抗日剧目，轰动一时。

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同年9月，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唐君照任县长，唐采庭任民政科长，其余的多为外乡青年。

建湖的共产党员中，还有慷慨赴死的共产党员。1945年11月2日，就在盐城日伪投降前，年仅28岁的申德辉被活埋。他的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次万一身遭不幸，吾深知革命是要流血的，绝对含笑以赴。他的遗书，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书生革命者，瞿秋白。同样在1945年，一位叫余江的烈士被捕后，民主政府想拿700万元伪币赎他，他舍不得乡亲们的负担太重，说，革命总会有牺牲，请组织上不要筹款，不要搞得人财两空。在3月22日深夜，他选择自缢结束了生命。一个血性的汉子选择自杀，求死的大勇令人心疼。

不同时代的共产党员，用不同的方式完成着对党的承诺，他们以对国家的热爱和信仰的执着，深深感染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也提醒着和平年代的我们，应该认真工作，建设好美丽的家园，回报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厚义。

从农村退伍兵到优秀新闻工作者

游本根

我这个地道的农村退伍兵，有幸到建湖县广播电视台（原为建湖县广播电视局〈台〉）当记者、编辑整整31个春秋，如今虽已退休，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退役军人，我坚持初心使命不改，退伍不褪色、退伍不退志，仍在热心从事业余记者工作。回想我当年穿着一身“草绿色”，到县台编辑部报到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想，要不是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要不是党的培养和解放军这所大熔炉的“淬炼”，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

1980年初，当兵整整7年的我从南京警备区某部退役，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建阳镇（原建阳公社）建设村。

由于在部队的时候，我当过营部的通讯员兼报道员，釆写的一些新闻报道还被《解放军报》、《人民前线报》、《新华日报》、《南京日报》等媒体采用过，因此退役后，我就到县广播电台“投石问路”， 想成为电台的一名记者。一位年长而又慈祥的编辑告诉我：“县广播电台是全民事业单位，大中专毕业生和有写作特长的城镇户口退伍兵，才可以考虑安排做编辑、记者，农村退伍兵按现行政策可进不了这个门啦！”我听后，瞠目半晌，悻悻而归。

城乡户籍制度的壁垒将我挡在记者的大门外，但却挡不住我先当好一名“土记者”的决心。

那时，我所在的乡村刚实行“大包干”不久，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如同火山爆发一样，被充分调动起来，新人新事新风尚新成就层出不穷，这为我业余写稿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新闻源泉。寒来暑往，我发扬部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利用劳作休息之余走村串组采访，晚上，挑灯伏案写稿。我采写的《建设村由穷变富，小伙子自动回乡》《殷殷农家爱国情》《沼气村里乐淘淘》等100多篇反映农村改革发展题材的稿件被全国10多家新闻单位采用。乡亲们赞誉我是“咱们农民自己的土记者”。

待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波及到城镇和其他领域，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我的记者梦提供了实现的可能。

1984年7月，这是我又一段终身难忘的火红年月。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建湖县人事局、建湖人民广播电台为适应宣传事业发展的需要，首次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4名编辑、记者。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参加了文化考试和德、绩考核，以优秀的成绩击败众多城乡竞争者，被招录为建湖人民广播电台正式记者。在接到录取通知单的那天，乡邻们纷纷来到我家贺喜。

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理论功底，熟练驾驭各种新闻体裁的写作，当好一名合格的县级台记者，我自费6000多元，先后参加了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专业和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函授学习，取得了新闻和经济管理大专毕业双学历。2007年，已50岁出头的我还购买了一台电脑，虚心向别人求教。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从网上获取资讯信息，及时撰写并通过“伊妹儿”发送时评和言论稿件。截至目前，共有2000多篇新闻评论和新闻报道作品被市以上新闻媒体采用（不包括网站）；被市以上新闻业务刊物发表论文、调研文章21篇；有19篇（档）稿件或节目在省、市获奖；曾两次荣获盐城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进入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决心继续发扬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牢记初心使命、永葆军人本色，继续发挥“余热”，用好手中的纸和笔，更加满腔热情地讴歌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讴歌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大力宣传报道所在社区和广大退役军人中发生的新人新事新风尚，积极传播正能量，为党的新闻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作新贡献！

笔耕不辍感党恩

周凤祥

阳光沐浴七十载，笔耕不辍感党恩。

72年前的8月19日，我在建湖县庆丰镇瓦荡村同心组东南角的一个贫苦家庭中出生了。42天后，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从此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伴随新中国的诞生，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我那饱受旧社会种种磨难和辛酸的忠厚老实的父亲被安排到阜宁县人民银行做保管和勤务工作，从此我家庭的生活状况有了改善。

在党的光辉照耀下，1956年我也有了进学校读书的机会。1966年，我在上冈中学读高一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停课闹革命，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1968年12月，我拿到了“老三届”中的六八届高中毕业证书。毕业后，为响应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我回到家乡生产队参加劳动。在近两年的农村摸爬滚打的时间里，我开过河、挖过渠、拉过犁，学到了不少农活知识。1970年8月，在贫下中农的推荐下，我跨进了教师培训班的大门，几个月后成为一名民办教师。1981年2月，在组织的关心下，我考进了盐城教育学院中文专科进修班，圆了我上大学的梦。1986年，我被提拔为中学教导主任，并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后来我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现在退休，我的3个孩子也都大学毕业，并成了国家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职工。要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我家根本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若是在旧中国，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到过几所学校，无论是任教初中语文还是高中语文，无论是担任班主任和教研组长，还是负责学校教导、教研、政教工作，虽然比较繁忙劳累，但始终牢记党的恩情，立足教师岗位，出满勤干满点，满腔热忱教书育人，培养了一届又一届初高中毕业学生。此外，我还利用工作之余，撰写了多篇教育教学论文，相继在《教育现代化》等杂志上登载。其中1997年写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一文获江苏省教育论文竞赛一等奖。

2003年秋，我从教学一线退下后，知恩图报的心有增无减，毅然接受庆丰镇领导的“借用”，离开学校，挑起了镇上新闻报道工作的担子。2009年，我于教育岗位退休后，仍继续留在镇上笔耕不辍。18年来，为讴歌镇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好人好事写出了两千多篇新闻、通讯、散文等文章，并被县市新闻媒体和新华日报、农民日报等报刊，以及交汇点、中江网等省级新媒体采用。为此，县委宣传部和庆丰镇党委政府及县市报社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多次表彰我为先进个人或优秀通讯员。与此同时，我还积极撰文参加国家、省、市、县有关部门宣传正能量的一些征文竞赛活动，并多次获奖。此外，近几年我还担任镇老年协会秘书长和镇退干协会副理事长，忙里偷闲地为这两个老年组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感恩，人生的基点，前进的动力。回顾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进步的70余年历程，我感受最深的是人要知道感恩。因为只有懂得感恩，才能奉献；只有奉献，才是对党、对人民的真正回报。幸福来自新中国，成长不忘共产党。如今我虽已年届古稀，但决心继续铭记党恩，做一只百灵鸟，紧跟时代前进步伐，为携手奔小康、共筑中国梦，传播好声音、增添正能量，写稿不止献余热。

高作小街大变样

王春来

我今年78岁，出生在高作小街的河南岸。新中国成立以来，高作小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小街是一座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古镇，不大，也不富裕，曾经居住着以孙吕两家为主体的百十户人家，只有五六百人口。小街东西约长400米、宽3.5米，中间有一座木桥，全街有四家较大的商埠。人们常说西头有个合作社，东头有个孙东贵，还有两条龙（德兴隆、大丰隆）。有二十几家杂货店，饭店、理发店、浴室等服务功能较全。东西两头还有两个水码头供客船停泊。小街的西头有历经五朝的广福禅院，还有一棵唐代古槐，前面还有一个十几米高的瞭望台，木桥西有皇帝御赐的“贞节坊”。木桥河东还有一条至今还在的后街，长约100米，宽约3米，解放后在原后街办起了八间房的“高作小学”和十二间房的“高作人民医院”。前街地面一部分是砖头，一部分是石板，晚上居民们用煤油灯照明，各家商店门前还挂上灯笼招客，生意还较兴隆。

小街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不断发展壮大，大跃进年代，拆去广福禅院建起了新的高作小学，医院也搬迁至河南。接着新建了高作中学，陆续有了农具社、机电站、食品站等单位，这些也只不过平房而已，规模不大。

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特别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高作小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的小街发展为六条主车道，其中有四条四车道的街，就人民路一条街东西长有4华里。街道两侧树木花草四季常青，所有大街都是黑色路面，晚上，路灯照亮了每一个旮旯。四所学校都是花园式的四合大院，教学楼、办公楼、芷书楼、电脑室等应有尽有。

“高作公园”及临街4座公园，内设异花园、六角亭、水月台等许多景点，环境宜人，让老人们茶余饭后散步聊天。灯光球场、足球场常有赛事，引来路人驻足观望。体育器材让老年人健身运动，淮剧沙龙定期在广场演出，歌声声声悦耳！广场舞的队型变化和亮相使观众拍手叫好。镇政府为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近几年在小街周边建起了“幸福家园”“光明人家”6个标准化的住宅小区。可以说远看小区气势磅礴、雄伟壮观，游览小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住进小区心满意足、心花怒放！一个近万平方米的农贸市场，每天上午消费者络绎不绝。4家较大的超市，几百家各种商品的杂货店，5家浴室，6家电动车大卖场生意红火。20多家饭店，十几家熟食店，两家茶社，每天中晚高朋满坐。

政府机关南迁新建了办公楼，医院重建起门诊和住院楼，邮政和农商行都先后建造了沿街商业门面大楼，行政服务大厅等部门都门庭若市。小街的主车道在人民路交叉十字路口还装上了红绿灯，交通秩序井然。环卫争创全国卫生城镇。

高作小街万事万物都在日新月异地变，生活在小街上的人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都觉得生活无比幸福，打心眼里感谢党给我们带来的福祉，决心紧跟党中央，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撸起袖子加油干，把小街建设得更大、更美、更富、更强，更早过上现代化的美好生活！

与党同龄的百岁母亲

朱留荣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我最爱唱的这支歌，今年唱起来，感情格外深，感觉格外亲！

我的母亲叫夏玉珍，与党同龄，今年100周岁，是一位有77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在举国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她老人家用投身抗日打蒋匪的无畏精神，无私奉献帮穷人的高尚品德，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宽广胸怀。我们全家感谢她对革命的贡献，更感谢党对我们全家比山高、比海深的恩情。

1940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巨最残酷的阶段。我的母亲担任我党地下交通员，以卖针头线脑为掩护，走乡串村送抗日情报。

1942年响应党的号召，她积极参加了妇救会（中国妇女救国会），从事救亡抗日运动。她协助民兵在太绪河上捉拿了通日的汉奸汪四、汪五。

1944年春，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建阳县（今建湖县）荡东区沙济乡妇救会长，妇救会的中心任务转变成在敌后大力动员民众参加抗日。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她继续投身革命，支援全国打蒋匪的解放战争。

1946年，按党的要求，她组织妇女动员丈夫和儿子参加新四军，组织担架队支援前线。我父亲（中共党员，已故）任担架队长，带头为新四军护送伤病员，送物资支援前线，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她带头为新四军后方医院护理伤病员，绷带供不应求，她们将拆下来的绷带先洗净放锅里煮沸消毒后晾干再用；为巩固解放区，协助区武装大队镇压过地主还乡团和“棍子队”，带领妇女活捉过党内叛徒颜大庚子。

1950年抗美援朝，她响应党的号召，带头捐公粮支援前线。1953年，农村组织互助组，她响应党的号召，带头用自家的耕牛帮有地无劳力的农户耕地。1954年，为保障供给，荡东区政府安排她与孟庆秀、骆广成3人，筹办单庄供销合作社，组织上让我母亲负责筹办工作。筹备任务完成后，因健康原因，未能履职，改变了她的人生，但她不后悔。1956年农业合作化，她带头将刚刚“六牙”的年轻耕牛入股生产合作社，我父亲还挂了大红花。

在建国初期的艰苦年代里，她和我父亲将我们兄妹6人个个都送去读书，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人才。她说，解放了，国家要人才，小孩子一定要读书，不然对不起党。为筹学费，她和我的父亲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我们上学。晚上，她与父亲搓绳卖，我们大弟兄两个也参加，1斤草绳6分钱，天天聚积，过一段时间到供销社卖，收入2、3元不等；她养猪、养羊、养蚕，千方百计创收。在她鼓励带动下，艰苦奋斗的生活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们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不怕困难的精神，已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一百岁生日，她不同意大操大办。她说，要庆祝就庆祝共产党的100岁，我这个党员100岁就算了。结果祝寿45桌酒席，向她叩头的就有256人，她批评我们不听话，太铺张。县委县政府、镇党委镇政府和村两委领导先后来祝贺，送寿匾，赠慰问金，电视台、新闻记者前来采访她。她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我们有共产党领导，国家肯定越来越强，生活越来越好！

县里的一位领导对她说，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卓绝求解放，排除万难建国家，从站起来铲除一穷二白，富起来建设伟大强国，您老寿星既是参与者，又是见证人。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伟大征程，新的开拓。让我们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接续奋斗，谱写现代化建设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