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豹

1985年5月27日，一个普通而平常的日子，却是我人生道路上难以忘怀的一天。这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的入党之路一波三折。

1984年元旦，南京下了一场大雪。当晚，我带着新兵小杨在一地下工程战备电站值夜班。午夜突然停电。面对突发情况，我打着电筒，立即冲进机房，奋力旋开高压气瓶的阀门，迅速转动柴油发电机的启动手轮，到配电间挑开外电隔离开关，合上内部负荷电闸。顷刻间，地下工程内灯火通明。

我嘱咐小杨密切关注电压表和功率因素表，测量绝缘电阻，将值班情况详细记录。通常总值班员在发电机运行10多分钟后，会打电话通知电站切换外部电源，但是我没有等来电话，而是等来了总值班员副连长许道清。他先是表扬了我们战备警惕性高，很短时间内安全可靠供上电。然后，神情严肃地说，现在两路外部输电线路都被大雪压断，只有依靠内部发电保证整个工程运行，同时保障我部和友邻部队营区用电。两路外电同时失压，这种特殊情况从未有过。

气氛霎时紧张起来，油机房和配电站立即变成了战场，而我和小杨就是坚守阵地的战士。我19岁，小杨17岁。稚嫩的肩头扛着沉甸甸的责任。

这个地下工程是军区的战时指挥所，而且军区第一通信总站的主机房就在这里，时刻与全军上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旦通信不畅，就相当于中枢神经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20分钟内，排长、技师到了；连长、指导员到了；参谋长带着作训参谋到了。参谋长立刻命令全连进入一级战备，所有人员必须在职在位，随时待命。

柴油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时间在轰鸣声中一分一秒地流淌。因通风效果不好，烟雾从机房扩散至配电间。连长命令关闭所有密闭门。在战备设计上，油机房是可以染毒的。我只好戴上防毒面具在高温高噪高油烟的隔绝环境下，监视机组运行，记录油温、水温、转速等各类数据，同时还要竖起耳朵细辨机组运行的声音是否正常。

两小时后，排长替下了我。这位来自大别山的正连职排长，是全连资格最老的军官。半年前，他本应调机关任副营职助理员，但在一次演习中，为抢时间而强制启动柴油发电机，造成轴瓦烧毁，背了个处分，提拔泡汤，就等着转业了。现在他冲在最前线，这是他的最后一仗。他必须上，而且要打赢。我内心对他肃然起敬，向他敬了个礼。他挥挥手，示意我赶快撤出去。

所有人心里都悬着一块石头。空气仿佛凝固了。参谋长每隔半小时向军区直工部值班室汇报一次情况，并和通信总站互通信息。又过两小时，技师姜星戴上了防毒面具，换下了排长。这位搞技术革新的业务尖子，是出了名的无线电专家，去年还立了三等功。他进入机房后，立即请示参谋长，启动备用机组，理由是主机运行时间过长，温度高了容易发生故障。参谋长同意执行备用方案。我们就这样轮番上阵，发电机也轮流运行，稳定了局势。

1月2日中午，司务长送来了压缩饼干，每人两块，就着自来水，解决了肚子问题。还没等大家放松一下，新的情况出现了。柴油机长时间疲劳运行，转速忽高忽低，输出电压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停机，这无疑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姜星果断提出了方案：一是他和排长还有我，3人立即组成抢修小组，对故障机组进行现场抢修，更换零部件，保证有一台机组正常运行；二是紧急启用备用电站。万一战备电站瘫痪，切换备用电站接力供电。参谋长当即批准了此方案。连长命令另一个班全部进入备用电站待命。

我们3人在油机房内争分夺秒地抢修机械，最紧急最严峻的时候，3台机组，2台熄火，只有一台比我还年长的6250型发电机组勉强维持运行。参谋长命令营区关闭所有用电设备，减轻负荷……大雪没完没了地下着，我们不知疲倦地抢修着，只有一个信念：坚持就是胜利。

电站的电话响个不停，小小的配电间俨然就是前线指挥所。通信总站的首长也来了，他们最关心的就是确保通信设备正常运行。参谋长请首长放心：“这里有最优秀的士兵、最优秀的技师、最优秀的排长！”我知道这是在给我们鼓劲。

在紧张和焦虑中，我们坚定地支撑着，根据情况不停地调整着新方案，采取新的应急措施。

1月3日，雪终于停了，但外部输电线路仍未抢通。4日，雪后初晴，6:00整，外部供电恢复。所有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了。当我们摘下防毒面具的时候，脸被汗水泡白了，也泡“胖”了。全身上下散发着浓烈的机油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大家都笑了。

54个小时，我们打了一场艰苦的阻击战。

由于吸入油烟过多，我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躺倒了4天。事后，连队受到了上级的通报表扬。我被军区评为优秀士兵，还向家里寄了喜报。

指导员朱成山动员我写入党申请书。于是，我心怀忐忑而又十分庄重地向连队党支部递交我此生第一份也是唯一的入党申请书。

虽然我是第三年的兵，也是同年兵中第一个当班长的，但是，我真不敢写入党申请，一是感到自己条件不够，与党员的标准还有距离；二是还有那么多的老兵排在我前面，他们入伍时间长，对部队贡献大。可指导员说，写申请书说明你积极进取，组织对有突出贡献的同志可以打破常规。

果然，我的入党申请在支部大会上一致通过，被确定为发展对象，成为同年兵中第一个入党的人。我很高兴，工作更有干劲了。几天后，指导员突然与我谈心。有一位山东籍超期服役的老兵，家里遇上特殊情况，要求年底退伍，连队想留他，可实在是困难太多，连队基本同意他退伍。他也是班长，表现也好，但入党名额就一个。连队打算权衡一下，明年再发展我。我理解连队干部的难处，在提干制度停止以后，基层连队的主官为战士成长进步能提供的帮助也就是这些了。我对指导员说，这也是党组织对我的一次考验，我服从连队决定。指导员笑了笑说，这不是决定，是征求你意见。

就这样，我推迟了一年入党。这年年底，我已经有探亲假了，正好同样穿军装的哥哥结婚，我事先请假回家过年，连队也同意了。可就在我准备回家的前两天，班里的湖北籍新兵小严家里突然来了封电报：“母病危，速归。”可是班里战备值班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员调剂不过来。这家伙索性来了个“绝食”，躺床上一天不吃不喝，排长找我做工作，班长要发扬一下风格，让一下新战友。我知道新战友是想家心切，让家里发的假电报。

第二天，连长找我，说春节后安排我探亲，眼下服从大局。我嘴上同意，可是心里有点小情绪。就为这事，上半年发展新党员，连里领导批评我，班长和班里战士争着探假，觉悟不高，还得再考验一段时间。我内心委屈透了，可是只能服从支部决议。谁知这事让小严知道了，感觉对不起我，主动找到连长，承认是让家里发的假电报。连长大发雷霆，要处分他。这时，我找到连长，为一个青年战士的前途和发展多想一想，以批评教育为主。刚当兵就背个处分，那以后怎么干呢？连里采纳了我的意见。同时，又重新将我列为党员发展对象。

1985年恰逢全面整党，军队对发展党员要求特别严格。

“五一”期间，我和一个1978年入伍的老兵一起去军区大院出公差。回营时，路过太平商场，他买了一双皮凉鞋，5块钱一双，就是人造革的那种。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流行这种鞋。他也怂恿我来一双，架不住劝，我也买了一双。第二天穿上脚，当晚指导员就找我说：还没入党呢，就忘了艰苦朴素的作风，部队发的凉鞋咋就不能穿了？老兵买凉鞋因为他年底将要退伍，可以理解，你是准备入党的培养对象，怎能放松要求？没想到一双凉鞋，引来一顿批评。第二天，我悄悄把凉鞋送给了部队附近的敬老院，那是连队军民共建的联系点。为此，在后来的党小组会上我还作了自我批评。

5月27日，连队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专题讨论并确定我的入党问题。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排长廖荣树，就是戴着防毒面具替换我的那位；还有一位军校毕业的学生官汤锁海，也是一位排长。我永远记得他们，是他们把我推荐给党组织。一周后，对我进行入党考察的首长是政治处主任任庆宣，军区机关下派的干部。他很严格，常会问一些刁钻的话题，大家有点怕他。他问我“为什么要入党？入党后怎么干？”我从理论的高度、军人的使命和今后的目标等方面作了回答。又问：党员八项义务第五条是什么？我对答如流。最后，他对指导员说：“这是我考察对象中最好的一个。”

光阴似箭，星辉荏苒。如今我已入党40年了，曾被评为“党员先锋岗”“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个人”。无论在军营，还是转地方，我都能默默无闻，踏踏实实为党工作，退伍不褪色，初心不改，血性不变，斗志不减，时刻牢记自己是军队走出来的党员。

党旗指引，所向披靡。